反對保險套的要害是反性

近年來,圍繞保險套的爭論屢屢發生。圍繞四城市開展試點的“百分之百保險套工程”的論爭;圍繞保險套自動銷售機進入大學校園的論爭;圍繞某市公共汽車上保險套廣告的論爭;圍繞保險套廣告在傳媒上解禁的論爭等等。

保險套的功能一是防止懷孕,二是防止性病傳播。從計劃生育和避孕的角度看,保險套是絕對必要的;從避免性病傳播的安全性行為角度看,保險套也絕對是有益的。既然保險套是一個對人的健康、對國家的計劃生育國策都絕對有益的工具,為什么宣傳保險套的使用還會引起異議呢?對這樣一種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人類制品的使用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爭論呢?論爭背后隱藏的邏輯實際上是對性的一個基本評價,即:性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性是應當肯定的還是應當否定的。

本來,一種商品為自己做廣告的權利是天經地義的,為什么涉及保險套就起了爭論呢?問題就出在保險套的廣告會引起某種聯想,即對性的聯想。由于性被當作一件壞事,一件應當否定的事,對它的聯想才變成了罪惡的、下流的、低賤的、不潔的、曖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應當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聯想就不會是這樣的了。

性在中國從什么時候開始變成了一件壞事呢?我國古代的性文化是相當健康開朗的。西方的學者常常把古中國、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性文化相提并論,認為那時的人們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飯穿衣一樣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只是從宋明理學開始,官方的意識形態才開始把性看成壞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規律相對立的。這種觀念一直延續下來,使我們丟掉了古代自然古樸的性文化。到了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極端時期,性的話語甚至從公眾話語中完全消失,對性的隱匿、規避、恐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狀態,在“革命樣板戲”中,任何能夠引起性聯想的情節和人物關系都被掃蕩得一干二凈。《紅燈記》中的祖孫三代革命者最終發現他們并無血緣關系,“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如果鐵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曾經有過性行為的聯想,而這一聯想會損害革命者的形象。革命和性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如今,這種觀念已經顯得荒謬和過時。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種觀念的退出歷史舞臺絕不會是輕而易舉的,它的余威還在,它存在于社會現實之中,隱藏在關于保險套的大量論爭背后。一旦我們將性是壞事這種陳舊的觀念扭轉過來,類似于如何處置保險套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種健康的性文化就可以建立起來,而人們的身體就能夠得到最有力的保護,從而避免“因虛(觀念)害實(利益)”的悲劇,最大限度地減少不情愿的懷孕和性病艾滋病在我國的傳播。

在我看來,反對意見還來自一種道德懲戒的觀點。這種觀點的要害是反性。它擔心,一旦宣傳使用保險套,就會產生誘導和提倡性活動的效果。由于持這種意見的人認為,性是壞事,不應當提倡和誘導人們去做這件事,所以不應當宣傳保險套。他們當中最極端者認為,性是應當受到道德懲戒的罪行。

這種極端觀點的一個代表就是天主教會對待性和保險套的態度。從遠古時代天主教剛誕生時,就以性為罪惡,到了20世紀末,世界已進入了所謂“艾滋病時代”,天主教仍舊堅守著反性的立場。天主教會甚至反對針對艾滋病提出的“安全的性”的口號,主張以禁欲和一夫一妻制作為解決艾滋病危機的辦法。據一位天主教牧師宣稱,在他所做的一項調查中,有46%的人認為“用保險套防止艾滋病是錯誤的”。許多政治家把艾滋病視為倒撥時鐘回歸性革命前狀態的機遇,那時性處于壓抑和秘密的狀態。對于天主教右派來說,艾滋病是“上帝的懲罰”,懲罰我們集體的性罪惡,尤其是對同性戀和20世紀60-70年代性解放的懲罰。

在西方,性解放派和性保守派一直在進行著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爭。在60-70年代,性解放派占上風;從80年代開始,性保守派觀念出現強勁回潮。保守觀念回潮的80年代正是艾滋病剛剛被發現的年代。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流行起到雙重作用,一個是傳播了60-70年代的性觀念,另一個則是重新導致了性焦慮,其中最明顯的是同性戀恐懼癥和假道學觀念的回潮。宗教界和右翼人士發起對性革命的全面反攻,聲勢浩大。例如,90年代末,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大力重申家庭價值,成千上萬的男性參加了“許諾”運動,許諾做個好丈夫,好父親,回歸家庭價值,要做傳統男權制意義上的好男人。這一運動盡管遭到女性主義的強烈抨擊,也令許多自由派男性所不齒,但仍不失為一種值得注意的社會潮流。

保守派的夢想中的世界是一個從未發生過性革命的世界。這種社會是什么樣子的呢?作為性革命發生前的典型社會形態,可以以愛爾蘭為例,在那里,墮胎、同性戀至今都是非法的,離婚剛剛成為合法。保守派中最極端者是根本反性的,認為它是罪惡;不太極端者也認為,性只應限于婚內,一切在婚姻形式之外的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仍然被視為越軌的行為,應當受到像艾滋病這樣的災難的懲罰。

關于保險套的爭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們要從事性活動,不管有保險套還是沒有保險套。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由派改變不了這一點,保守派也改變不了這一點。于是,自由派只好出于愛心,主張“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性活動是不可避免的,就盡量使它成為“安全的性”吧。保守派的觀點卻是出于仇視和懲戒,在保險套的問題上,我國的性保守派與西方的性保守派、天主教右翼持有大致相同的意見。他們寧愿讓人懷孕、寧愿讓性病傳播,也不愿讓他們去使用保險套;寧愿讓懷孕和性病去懲罰這些人,也不愿讓他們“逍遙法外”。